图、文、视频|吕萌

剪辑|沙子涵

编辑|陶若谷

(资料图)

“不敢拿身份证，说没带”

康根长，68岁，日结工

●2023年3月2日凌晨五点，半坡立交桥下聚集着等待招工的人。

天还没亮，西安半坡立交桥下已经聚集了近千人。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，几十个工人同时涌上去。

有经验的包工头为防止被围困，会控制面包车低速前行，不做停留，抢活的人扒着车门跟着跑，招工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——“你要做啥的？瓦工要不要？”嘈杂的询问声里，几个年轻工人没等说出招工需求，就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。

康根长凌晨四点就来了，已经站了一个小时，紧盯着来往的面包车。试了几次上前询问，没等靠近就被年轻人挤在了外面，无奈之下，又退回等待的人群里。

看到有人拿着冒热气的烙饼吃早饭，他咽了咽口水，从工具包里拿出一袋方便面，“弄点吃的对付一口，填饱肚子就够了。”康根长舍不得花钱，如果没找到活儿，他要把一天的开销限制在10块钱之内。

●在桥下等待招工的人。

●人群中的康根长。

最近三个月，“没有活儿做”已是康根长的常态。

康根长今年68岁，西安蓝田县人，和很多村里人一样，过得不富裕，土坯房前几年靠资助才得以翻新。

田地不到一亩，种玉米，勉强维持日常开销。为了挣钱，康根长和妻子到西安打工，已有十余年。两人在郊区租了房子，房租一个月300块，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，没有窗户和卫生间。

●半坡立交桥下，每当有人来招工，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。

●吃早饭的工人。

康根长不识字，只能挖地沟，搬水泥，拿推车拉砖，年轻时做力工，每个月能挣4000块，现在很难抢到活儿。

他不善言辞，没有年轻人会抢，即便抢到了，对方问了年龄，也会拒绝他。“老板看到年纪大就不让上车，有的老板直接说，你这岁数到工地也是白搭，快回去吧。”康根长说。

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证。之前有几次，上车时没问年龄，到了工地要身份证，他不敢给。

工地离着十几公里，甚至上百里远，但年龄不符合要求，不能进，还是得回去。有些包工头会给一点回家的路费，也有不管的，康根长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
●在半坡立交桥附近，人们趴在车窗前和包工头询问工价。

●临近中午，没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长在桥下休息。

等活儿的人群中，如果有人问起他的年龄，他会说自己“50多岁，长得显老”，从不轻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证。

去年有一份屠宰场的工作，工资每个月有5000多，康根长特别想去，面试时一直不敢拿身份证，说没带。

他心里有歉意，隐隐藏藏不是办法，在外打了10多年工，都是本分做事，没想到会在年龄上和人说谎。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证，意味着又要失去一个机会。

●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，房租每个月 300元，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已经破旧，他们舍不得换新的。

媒体报道中，过去10年里，建筑工人群体几乎没有吸引到年轻人进来。年轻人不爱干，只有老人肯吃苦，工地对年龄上限做了要求后，不愿离开的老人成为了一个被忽视的群体。

现在，高江才每天六点半赶早，去招工多的地方等着，只有小工，没有大工，久久寻不来合适的机会。等工的时候，他喜欢看人打牌下棋，但自己不打。“不能把辛苦挣的钱在打牌时输掉。”高江才说。

●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，如果没找到工作，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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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拿身份证你来干嘛？”康根长答不上来，最后回了家。“人家怎么也不给安排活。”康根长知道，年纪大了，老板怕他在工地出问题。他一般会找没有年龄限制的私人工地，但不给交保险，也面临安全隐患。

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，地面不平，他摔进一米多深的沟里，断了3根肋骨。工头以为他在下面休息，叫他继续干活。

康根长动不了，只能打电话给妻子，才送进医院。医药费六千块，私人工地不给赔，报警后对方才同意，但只赔了一半。

●来桥下找工作的女工。

●坐在路边吃馍馍的陕西女工。

●等活儿无聊的时候，康根长（右二）在半坡桥下看直播表演。

康根长没活儿的时候，两人的开支主要靠妻子维持。三个孩子都已成家。两个女儿外嫁，儿子凑不上钱买房，35岁才结婚，三年前遇上车祸需要看病，家里因此背上了15万债务。这两年，康根长和妻子打工还上了10万，还有5万没还清。

妻子今年62岁，在西安城郊给雇主接送、照看孩子，每个月工资1500元。此前，妻子在另一户人家做保姆，照顾老人七年，老人对她挺好，偶尔多塞一些钱。但雇主家里是非多，妻子有时会被老人的子女撵出门，在外面待到天亮再回去。

现在换了工作，没有了冷眼相待，时间也相对宽松，但工资少了一半多。在生活中，两个老人能省则省，不想拖累孩子，“这就是现实，没办法。”

半坡立交桥下，康根长是走得最晚的一个，晚上9点还会在那里等，零星会有一些临时的散活儿。最近接的几个都是清理垃圾，从夜里12点一直干到早上8点。“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，只能趁着能动的时候多干些活，多赚些钱。”康根长说。

“留点治病的钱，不想再问孩子伸手要。”

程世斌，61岁，临时工地

●在钢架上刷漆的程世斌。

令程世斌庆幸的是，被国企（某建筑承包商）工地辞退后，还有人愿意收留自己。他现在负责给钢材刷漆，每天要在5米高的脚手架上下30多次。年轻时轻松爬上爬下，现在一上去腿就软了， “老了，没有人想一直打工，生活所迫。”

61岁的程世斌是陕西宝鸡人，在一家国企建筑工队做临时工近40年，修过路架过桥，被辞退前在工地上开钻井空压机。

机器坏了，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毛病。新来了工人，总工会让他做领班，处理棘手的活儿。

作为城市的建设者，建筑工人被视为最辛苦的一个群体。程世斌去过上海，为摩天大楼洒过汗水。

在川藏线上做工程，海拔4000米，走两步就喘不上来。一次工作疏忽，让他被4米多高的钻井机轧断了腿，养了3个月才慢慢恢复。

●上脚手架前，程世斌准备系安全带。

●没接到电话时，高江才也会骑着电动车接一些载客的散活儿。

●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饭。

他也尝试去做一些私人家装，铺地砖，安装水电，比工地工资高，也没有了包工头赚差价，却容易碰上苛刻的业主。

有一位验收时找借口不给钱，高江才气不过，可以不给钱，但已经完成的部分要砸掉。后来3000多块钱的活赔了200，在那之后，他不再接私人家装的活儿了。